《史记》载：赵人蔺相如带和氏璧去秦国换取城池，见秦王有诈，蔺相如“怒发上冲冠”，宁可将脑袋与宝玉一起在柱子上撞碎也要不辱使命，最终“完璧归赵”。回国后，蔺相如被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廉颇扬言“必辱之”，相如听说后，“望见廉颇，引车避匿”。

　　面对强秦，蔺相如理直气壮地争辩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是为“不畏”。可面对廉颇的挑衅，却一再退让，貌似有所“畏”。二者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其实并不矛盾。蔺相如前面的“不畏”是勇者不惧，后面的“畏”是顾全大局，前后都是为了国家利益。司马迁对此赞叹道：“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，退而让颇，名重太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矣！”

　　可见，“畏”与“不畏”既对立又统一。处理好“畏”与“不畏”的关系，做出正确的取舍，考验着为官者的道德操守和气节风骨。

　　为官治政当有所“畏”。隋朝袁聿修为官五十余年，两袖清风。袁聿修曾以太常少卿身份巡察各地，老友邢邵派人送给他一些白绸作为礼物。袁聿修退还并修书一封：“瓜田李下，古人所慎，多言可畏，譬之防川。”这是敬畏人言、敬畏民心。正如古人所言：“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规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”

　　为官治政当有所“不畏”。明朝于谦在英宗兵败土木堡被瓦剌俘虏的危局下，力排南迁之议，坚请固守，亲自督战，率师列阵北京九门外，力捍京师誓保社稷。这是不畏强敌、不畏艰难。正所谓：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”，危难关头、紧急时刻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忠诚和担当。

　　为官治政，“畏”与“不畏”缺一不可，有所“畏”是心存戒惧、行有所止，“不敢肆而德以成”。有所“不畏”是事不避难、义不逃责，“既以身许国家，许知己，惟鞠躬尽瘁而已，他复何言”。

　　邓小平曾在《共产党要接受监督》一文中说：“一怕党，二怕群众，三怕民主党派，总是好一些。”他又说：“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，敢于试验。”彭德怀有三怕：“怕言过其实，怕出名，怕老百姓骂娘”，可他对帝国主义又敢直言：几百年来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，就能征服一块土地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。

　　知史可以鉴今。新时代的党员干部，当继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，对党纪国法、对手中的权力、对肩上的责任、对人民群众，当心存敬畏，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。可面对困难和挑战，必须勇担当、善作为，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、不退让，“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、不怕鬼、不当软骨头的风骨、气节、胆魄”。